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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杂志，作为我国综合性科学刊物的先驱，创刊于1915年1月，今年恰逢其110周年华诞。

　　这个承载着中国科学启蒙印记的刊物，其创立人名单中赫然屹立着一位文理兼修的青年——时年23岁的赵元任（1892-1982）。它见证了赵元任早期在科学领域的探索与耕耘。这位后来成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和“中国现代音乐学之先驱”的通才学者，将四卷创刊初期的《科学》合订本视若珍宝，跨越重洋始终伴随左右。

　　2015年，在《科学》杂志百年诞辰之际，赵家后人将四卷合订本捐赠母校图书馆永久珍藏，让这份科学精神启迪后学之心。

　　1910年，赵元任考取清华游美学务处第二批公费留学生，求学于康奈尔大学。

　　在渡海前往美国的中国号邮轮（s. s. China）上，赵元任思考着专业方向的选择。他向领队的胡敦复（1911年任清华学堂首任教务长）请教，说自己想学电机工程，胡敦复解释了工科和理科之间的差别，最后赵元任选择了主修数学，进入了康奈尔的文理学院。

　　在绮色佳校园里，赵元任虽然主修数学，但他的课表跨越文理，物理、化学、生物、哲学、心理学、天文学和语言学等等。课余不仅精研英法德三门外语，更自学钢琴并开启音乐创作。

　　研究生时，赵元任又转攻哲学，同时选了心理学和科学史作为副科。最后在哈佛拿到哲学博士学位。

　　有趣的是，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是赵元任在哈佛时的科学史老师。因为科学史当时还是一门新兴学科，萨顿老师的课堂只有赵元任一个学生。所以赵元任可能是最早在国外学习科学史的中国人之一。

　　学生时代的赵元任，与其说是一个萌芽的语言学家和音乐家，毋宁说是一个青葱的科学家。而其终生学术志趣的确立，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1914年初夏，大学毕业的赵元任与几位同窗在任鸿隽宿舍热血畅谈，深感中国之所以孱弱，皆因科学之不发达。于是酝酿成立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以“谋吾国科学之发达”。

　　几人当即草拟了《科学月刊缘起》，胡达（后改名胡明复）、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杨杏佛）、任鸿隽等9人纷纷签名。此9人便为《科学》发起人。

　　彼时，9位发起人都在康奈尔留学，其中7人为庚款生，2人为稽勋生。这两种留学生普遍抱有科学救国的理想，他们中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科学界的宗师和科学活动家。

　　9人中有2位清华校友，赵元任为四大导师之一，金邦正曾担任过清华学校的校长。

　　以《科学》杂志为核心，这群年青人参照现代报馆制度设立董事会，赵元任以书记身份参与核心决策，此后二十余年始终担任科学社理事。

　　初创的《科学》杂志经济上步履维艰，发行股票以筹资。40份原始股中半数由发起人认购。后又采取特别月捐以弥补资金缺口。社员们甚至发起“每日餐费三角五”的节食竞赛。赵元任在自传中忆述，为筹措经费，他与同窗竞相缩减饮食，直至双双病倒。

　　不仅资金入不敷出，稿源也是一大困难。赵元任投入大量时间精力为杂志写稿，自嘲“忙似阎罗王”。

　　仅1915年至1918年，赵元任在《科学》上就发表了48篇文章和小品文。文章题材涉猎各个领域。包括心理学、物理学、天文学、化学、数学、生物学、地理学、音乐、科学史、科学实验。

　　这一阶段，赵元任的作品偏重于科学普及，1921年后，开始偏重于语言学研究。

　　青年赵元任和他的同学们，热血结社，筚路蓝缕，怀揣科学报国的赤子之心，在晦暗年代点燃了中国现代科学的星火。

　　中国科学社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科学社团，《科学》杂志作为创刊最早、发行时间最长的综合性科学刊物，有诸多开风气先河之举，其体制为其后诸多科学社团和杂志效仿。

　　《科学》杂志的发刊词中，提倡“科学”与“民权”并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声。这比《新青年》的“德先生”“赛先生”来得更早。从此，“科学”一词替代“格致”，广泛流行起来。

　　《科学》杂志自创刊以来，就十分注意与国际科学界保持来往，一是寻求他们的支持，二是扩大自身影响力。

　　1915年9月10日，著名科学家和发明家爱迪生回信给赵元任时，称《科学》杂志的创立，标志着“伟大中华民族在觉醒”（Great Chinese nation is awakening）。爱迪生的回信使赵元任等人感到十分振奋。不仅全文刊发了爱迪生来信，并附上赵元任的译文，还聘请爱迪生担任名誉社员，这是专门颁发给杰出贡献者的荣誉。

　　通过与当时国外的科学家、科学协会和科学机构保持紧密联系，科学社扩大了中国学者的国际舞台。在中央研究院于1928年成立之前，中国科学社始终是中国科学界在国际学术界的主要代表。

　　1916年9月，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在美国麻省举行。会议筹备时赵元任被推举为年会干事，负责各种会务和议程。议程包括社务会、演讲会和交际会。

　　演讲会即现代论文讨论会的雏形。宣读和研讨论文是现代学会举行会议的核心内容。当时它在欧美已经形成了传统，但是对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新鲜事物。中国科学社年会可能是国人在这方面最早的尝试之一

　　有趣的是，这篇文章是赵元任在图书馆“乱翻”书时获得的灵感。当时他在哈佛攻读哲学博士，他的数学老师鼓励他多去图书馆“乱翻”书。于是赵元任在图书馆翻阅了天文学的书刊，看到了中国古代星图，受到启发，写下了《中西星名考》一文，发表在《科学》上。这篇文章还作为科学社的《科学丛书》出版了单行本。

　　采用横排和西式标点，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成果。而最早使用横排和西式标点的近代刊物就是《科学》杂志，比《新青年》还要早。

　　这一举措受到了当时守旧文人的非议。于是胡适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论句读及文字符号》，为这一创举进行辩护和宣传，同时阐发自己关于白线岁的赵元任在接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考夫图书馆的列文森的口述采访时，还专门提到了这件事，认为很重要。

　　这些早期探索为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1920年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方案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1930年，中国科学社十五周年的纪念会上，由赵元任作曲、胡适拟词的社歌被第一次试唱。“天行有常”“致知穷理”，科学的理性精神与艺术的感性表达交相辉映。

　　两位老同学的词曲合作早有前缘。自新文化运动的风潮初起，胡适便以白话诗作开新声，赵元任则常常为新体诗谱曲，由诗而歌，词美曲悠，让现代诗韵借现代音乐广泛流传。二人词曲相和的友谊在赵元任的音乐作品中有诸多见证，堪称新文化运动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科学》杂志在近代中国科学启蒙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无数求知者点亮了明灯。这里面不乏清华学人。

　　1915年3月3日晚，就读于清华学校的叶企孙在图书室初次翻阅《科学》创刊号，翌日傍晚又专程前往研读，并在日记中摘录了多篇论文的要点。同年秋天，叶企孙便模仿中国科学社，与同窗创立了“清华科学社”，推动了清华的科学教学和人才培养。

　　此后，叶企孙不仅持续为《科学》撰写学术文章，还在留学哈佛大学期间牵头组建了北美分社，使海外留学生与迁回国内的《科学》杂志始终保持着同频共振。

　　1930年，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的第一篇论文《Sturm氏定理的研究》和成名作《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就是发表在《科学》上。当时，华罗庚还是默默无闻的初中毕业生。时任清华算学系系主任的熊庆来正是看到《科学》上的华罗庚文章后，发现了这匹千里马，破格让他进入清华读书并留校任教，最终成为享誉国际的数学家。

　　赵元任珍藏的四卷《科学》，历经110年，穿越重庆烽烟、越过大洋波涛，最终安驻清华图书馆。

　　这套藏本，显然经过了赵元任特别的装帧。每一年合订为1卷册，从1915年到1919年共4卷。黑色或褐色皮面精装，书脊有烫金的“SCIENCE(SHANGHAI)”和“YuenR.Chao”字样。封面有亲笔签名。足见其珍视。

　　每卷卷首为赵元任自制的“特目”，以中英双语标注题名，将其发表文章单独辑录，笔迹十分郑重。

　　泛黄纸页间，还能见到赵元任的校改笔迹和笺注。根据标注的日期，发现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还仔细翻看过这套杂志，一边看一边改，足见其治学严谨。从莘莘学子到耄耋宗师，这份对学术的执着始终未改。

　　另外，老清华旧藏的民国刊中还有一套《科学》，每期书封钤有紫色“陶孟和先生赠书”印章。

　　捐赠者陶孟和（1888-1960）是著名社会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和副院长。1919年，陶先生曾力邀赵元任执教北京大学未果。

　　110年前，《科学》创刊，新文化运动潮起，以赵元任为代表的诸多清华学人投身于科学救国的历史使命。

　　100年前，清学院成立，赵元任为四大导师之一，以西学之法研究国学之本，推动中国的学术自主。

　　今值新百年征程，从“科学救国”到“科技强国”，自“学术自主”向“自主创新”，这既是民族复兴的壮阔图景，更是清华人躬身践行的时代课题。

　　作为守护清华精神的家园，清华图书馆特以馆藏手稿档案和影像资料为主体，策划“星垂平野阔：赵元任与新文化运动（1915-1925）”展，传承先贤精神，赓续文明薪火。诚邀共鉴！

　　赵元任. 好玩儿的大师[Ｍ]. 赵新那，黄家林整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罗斯玛丽·列文森. 赵元任传[Ｍ]. 焦立为 译.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0.

　　林丽成，章立言，张剑. 中国科学社档案资料整理与研究 发展历程史料[M].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5.